快意恩仇录 3 大寒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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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身惨绿,四境深蓝我行方踽,一片大寒

  一九五四年我十九岁,以高中二年级肄业身份考大学,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,就是后来的法律系司法组。入学日期,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。在课堂上,我极为顽皮,喜欢挑老师的错。当时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老师教我"刑法总则",有一天他讲到李大钊的死,讲错了,我立予纠正,他很有雅量更正。还有一位孙嘉时老师,做过建国中学校长,人很浑,又教的是"三民主义",更是我纠正的对象,两人甚至在课堂上吵起来。教我英文("英美法学名著选读")的是曹文彦老师和桂裕老师。桂裕老师学问渊博,又高寿,四十年后我办《求是报》时,还有信给我。最有趣的,是他的英文满口上海腔,并且念出的重音多于应有的重音,把自由Liberty念成"瘌屄利台",我听了大笑,教我"中国司法组织"的是徐世贤老师,他也高寿,他一辈子做的最大好事是配合他的老师林彬创办法律专修科,一辈子做的最大坏事是提拔了一个大酷吏大浑蛋——他的女婿李元簇是也。教我"国文"的是曲颖生(显功)老师,燕京大学出身,写过《韦庄年谱》,他谦虚有礼,对我的国文程度一再赞扬,日后还请我到他家吃过饭。教我"经济学"的是王作荣老师,那时他三十二岁,初来教书,还是生手,有一次画曲线图"巷"住了,竟画不出来"。他是很有才华、也很有启发力的。表情虽然严肃得像张扑克,但也会突然笑一下。我有次劈头大声将他一军:"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?"他应声脱口而出:"当然有啊!"

  我追问:"缺点在哪里啊?"他厉声回答:"我不敢讲啊!"然后突然笑一下,全班为之哄堂。我离台大法学院后三十四年,几次看到他早起独自快步十大马路上,风雨无阻。有一天在敦化南路和平东路口两人对面碰到,我问他还记得他有个学生叫"李敖"吗?他说,人家说李敖是他学生,没想到今天有缘重逢。后来石齐平约我们见面,自此偶相过从、吃饭聊天,我义助章孝慈举办拍卖预展那天,他还亲临送花捧场。他跟高新武他们打笔仗的时候,我还参战卫护过他。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,他有信给我:

  敖之兄:

  近因散步路线缩短至居住附近地区,难有把晤机会,甚觉怅然,承赠大著及在世界论坛报所发表之专栏,雄风依旧,文采灿然,仍有大才小用之叹也。承支持,顺致谢意。荣实无意与人争一日之短长,陆啸钊兄请代致意。荣近出版财经文存一本,错字大多,现正在改正再版中,俟出书,当奉上二位各一本,以求惠正也,即颂

  著祺

  弟工作荣拜七八、四、四

  可以看出他在礼数上的周到,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,他还特别下帖子,在天厨餐厅请了一桌酒席,有石齐平、傅栋成等多人,延我坐上座,因为我是他最老资格的学生。归来我有日记如下:

  工作荣请于天厨。

  王作荣对我说:"当年以为人老了那样我一定不那样。结果今天就是那样。"

  我说王老师应为支持李登辉"赎罪"。大家大笑。

  石齐平说李敖说坐牢的时间上帝不算。王说:"上帝不算?有这种好事我也去坐牢。"

  很不幸的,后来为了他支持李登辉,写了许多马屁文章,犯了我怒也犯了众怒。最后一次,我们在湖北一家春吃饭,我当面指着他说:"老师啊,请你搞清楚,现在恨你的人比恨我的还多。"此后为了我公然陆续举证指责他不该支持李登辉,两人关系疏远了。不过在他胃癌开刀时,我还是到医院看他,留名片而去。他出院后,对我敬而远之,礼数也不见了、信也不写了、饭也不吃了。师生之谊,竟为一个杂碎李登辉而绝。王作荣老师当年介绍李登辉入国民党,他们关系甚深,他告诉我一个秘密:人家说李登辉曾以《出埃及记》中摩西自比,这不是真的,因为李登辉曾告诉他:摩西其实是蒋氏父子,他们"出中国记",来到台湾。王作荣问你不是摩西你是什么?李登辉神秘一笑,答的竟是:"我是那和华(上帝)!"

 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《商业周刊》有专文报道《李敖谈王作荣-王作荣晚节要保就得大义灭友》,其中有几段说:

  四十年前,曾经是王作荣学生的李敖对他的老师做了一番深入的剖析,他强调:"工作荣应该为过去支持理登辉而赎罪,以自己下台巡李登辉下台!"……

  虽然李登辉与王作荣渊源深厚,但是李敖却以王安石的诗勉励自己的老师:"公自平生怀直气,谁能晚节负初心。"政坛也曾流传一则笑话,保险公司对工作荣有三不保:"灭灾不保、人祸不保、晚节不保"。

  为了晚节,李敖说:"起来吧!王作荣,现在的你不是真正的王作荣,王作荣有王作荣的干法。"他以一个历史上的例子说,十二世纪时有一位英国主教名叫贝凯特,他勺国王年轻时代是酒肉朋友,也曾当过储君的家庭老师,后来国王登基,将贝凯特纳为心腹,并封为坎特伯利大主教,等于是一言九鼎的宗教头子,但是为了维护主教的权力,竞与国王闹翻了,国王干脆派人杀了他,不料却引起公愤,最后只好罚杀贝凯特的武士在他的坟前看坟,以平息众怒。李敖认为,王作荣应该要有贝凯特的骨气,为了台湾,请弹劾李登辉下台……

  李敖要求王作荣要"大义灭友"、"敢打老虎",成为台湾第一位弹劾总统的监察院长,以留名青史,效法凯撒被刺时,他最要好的朋友、刺下最后一剑的布鲁达斯所言:"不是我爱凯撒少,而是我爱罗马多。"

  工作荣桃李满天下,可是他曾对家人说:"李敖是我眼中惟一的天才。"……

  整体而言,李敖认为工作荣"炮轰"李登辉有四大原因,首先是王作荣自己老了,再加上健康不佳,想在最后留名青史;其次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发酵,使王作荣一直处于天人交战中,深恐一世莫名毁于旦夕;再则是湖北人的凤派性格发酵;最后则是外省人给他的莫大压力……

  "有知识分子的风骨,但也有湖北人滑头的性格",这是李敖对工作荣性格的定论。在心态上,李敖以过去对老师的尊敬,仍不忘期盼工作荣:"要以高风亮节,给李登辉难看!"

  绝不可能"又要做好官,又要做好人!"

  这是我对身为监察院长的王作荣老师的最后诤言。回想四十四年前的师生因缘,恍然如昨。被改写的亚里士多德(Aristo-tle)名言有道是:"吾爱柏拉图甚于余物,吾爱真理甚于吾师。"西哲风范与决绝,惟我有焉。

  我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动办理退学,那时法律专修科已确定改制司法组,但我毅然决定离开了,后来谈到台大法律系司法组,发现我的辈份甚高。"名流"中,司法组一九五六年次有苏秋镇、纪镇南、胡述兆:一九五七年次有李敖、陆啸刽;一九五八年次有吕传胜、许家深;一九五九年次有朱石炎、翁岳生;一九六0年次有张麟征、张德铭;一九六一年次有施性忠、林奇福、古登美等。

  在法律专修科那年的四月二十五日,正好是我二十岁生日,生日后两天,爸爸死了。我因反对传统"把活人弄成死人,把死人弄成鬼"式的丧礼,力持丧礼改革。台中一中我敬重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婉为劝我说:"李敖你读书明理,按古礼,不能这样干吧?"我说:"按古礼,按《易经》是丧期无数;按《墨子》是我母亲要殉葬;按《礼记》是我父亲不能火葬……今天我要真行古礼,更不得了了。"他见我学识渊博,我的礼比他还古,为之语塞。爸爸死后,有一位老先生特别奔走,料理后事,他就是人称"沈二爷"的沈铭三先生。沈二爷因为辈份是外祖父级的,我们称他"二大老爷"。他是典型的中国正派仕绅,爱护朋友,对朋友的忠心可靠,给我极深刻的印象。他跟爸爸的交情极深,他生在一八八七年(民国前二十四年,我则是民国二十四年,正好前后各二十四年),比爸爸年纪大,他对国民党来了以前的政治社会,有着微妙的眷恋。他不相信国民党,认为国民党自私、没原则、不可靠。当跟他同岁的国民党蒋介石弄出了签了《中苏友好条约》、让外蒙古独立的消息传来时候,他气愤地对爸爸说:"玑衡,你看,国民党在卖国!"后来局势逆转,国民党收缴全国黄金以发行金圆券时候,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,坚决不肯拿出黄金来兑换,他说他宁肯被查出来,黄金没收、人枪毙,他也不要给国民党来骗。沈二爷的不相信是正确的,金圆券很快就崩溃了,他保住了他的黄金,凭这些黄金,他有了逃难的本钱,最后逃到台湾来。爸爸死的时候,沈二爷在大热天里,四处奔走筹募"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",有恩于我,使我们能够完成学业,他因为是前安东省主席高惜冰的亲戚,得在彰化纱厂做个看门的小职员,八七水灾时尽忠职守,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。他得享大年,九十六岁才死。沈二爷没受过什么新式教育,爱看的只是一部书-明朝吕坤(新吾)的《呻吟语》。《呻吟语》是中国正人君子的教科书,在沈二爷身上,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个典范。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道,变得甚为古典,我变得喜欢交够朋友的朋友,这些朋友,都是旧式的。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,我觉得那种友情现实、速成、而易消,因此我的朋友不多,我很挑剔。但成为我的朋友的,我就忠心耿耿,他们对我,也是一样。,不过随着各人际遇不同,也有的老朋友过分偏离,当然也就渐行渐远了。因此我才有一句名言:"新朋友,不交;老朋友,遇缺不补。"我对老朋友的限制名额式的珍重,由此可见。

  我是一九五五年二十岁进台大历史系一年级的。头一年误人法律专修科,原因是联考时总成绩被数学拉下来。所以这一年重考,必须加强数学分数。幸亏我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伦指导有方,他为我恶补一阵,结果数学考了(不如说背出了)五十九分,不但考上历史系,并且名列前茅。由于对中学教育和法律专修科的不满,考取历史系可谓一偿宿愿。

  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,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,我一度感到满足。可是,很快地,大学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谓高等教育的一面,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,尤其是我身历其境的文法学院,其荒谬、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子的地步,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文学家萨罗扬(WilliamSaroyan)是谁;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,却连大法官布莱克(HugoLaFayetteBlack)都不知道!

  我在学院里生活,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感到十分不满,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、死读书、甚至读书死,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,培养出一些有骨头、有判断力、有广博知识、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。但是,事实上,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,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、独立判断、特立独行。他们只会抄抄笔记,背背讲义,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,在教堂里,他们用膝盖;在舞会里,他们用脚跟,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,他们不会用脑筋!

  大体说来,台大文学院四年,虽然不无阅历、不无师承、不无交游,但基本上、内心里,我是孤寂的、自负的。一方面我深感没有可被我取法的"大宗师",一方面我又深感没有可与我并驾的"振奇人",所以基本上,在心境上,我是一个独行者。虽然如此,我也抱着"暂与俗人偕"的态度,与人和光同尘,偶有鸿爪可记,也颇发噱:

  一、我重考改入台大文学院后,因抽签住校未中,又没钱在外祖房,只好在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,虽然有时斗嘴气得不讲话,但在不讲话中,陆啸钊还是送水果给老朋友吃。陆啸钊与我交情长达四十四年,深知我为人。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他对陈良矩说:"李敖为人,绝不先向你开枪。但你先向他开枪,他就用机关枪打死你。打死以后,还要补上一阵枪。"真知我之言也。

  二、后来我分到第七宿舍,与张京育同房。张京育人还可以,但其貌不扬,像个拉三轮车的,并且愈老愈像。四十年后,他和他太太俞雨梯请我和汪荣祖、陆善仪、刘显叔、陈烈在台大校友会馆吃了一顿饭,饭难吃无比,陈烈吃的牛排且未化冰,我们都不能吃完,但他却津津有味,全部吃光,原来他的好胃口也是三轮车夫式的!

  三、台大校本部送报生,原由台静农的儿子担任,后来转给庄因,庄因转给我,我转给陈彦增、孙英善,陈彦增、孙英善转给张丕隆他们。有一天我看到报贩子在送报,乃间张丕隆怎么回事?张丕隆说:"你们真笨,一个个大清早起自己送报!我们却把权利转包给报贩子了,每月抽头,鬼才自己送报呢!我们不做劳工,做资本家啦!"

  四、机械系高材生卢保,为人温和、用功而节俭。开学时从南部北上,他母亲给他十个咸蛋,他慢慢吃,吃了一学期,放假回家,还带回去半个。

  五、在台大,住第一宿舍第四室最久。同房间先后有翁松燃、陈彦增、庄因、王建人、陈良柒、孙英善、陈鼓应、陈又亮、李耀祖等人。陈又亮年纪最小,慧黠可爱。有一次我跟李耀祖冲突,扭成一团,陈又亮冲过来劝架不成,突然大叫:"你们踢到我睾丸了!我疝气病给踢出来了!"说着就握着小鸡鬼哭狼号起来,大家一时惊愕,武斗自停。这时陈又亮破涕为笑,原来是假借卵子来退敌的。

  六、陈又亮后来在美国得博士、做教授。二十多年后回台湾看我,说:"我一看到过去的老情人,就对她们丈夫感谢万分。一一所有老帮子都归他们,所有新技嫩叶都归我,焉能不感谢、焉能不感谢!"

  七、陈又亮的女朋友,多看来既老且大,像他妈妈。结果满校园是情人,满校园是妈。二十多年后我再见他,旧话重提,我笑他有"恋母情结",他说:"对,一边叫床,一边叫妈。"我哈哈大笑。

  八、第四室同房法律系司法组第一届的王建人,此公非常制度化,一切都有板有眼。最有趣的,是他时常自己批自己的"公文"。在他案头日历上,常常出现这样的自问自答:

  "某月某日,有某某某讲演。决定:不去。""某月某日,有某某社郊游。决定:去。"看到他这样自己批自己的"公文",我打趣他,我说你何必这样子脱了裤子放屁啊?他不以为件,反倒说,这是家教。我问什么家教?他说他爸爸规定,儿子们有任何事或请求,都不可径自面陈,一定得先写书面报告,给爸爸批。他们家里就这样"公文"来"公文"去的,所以他养成习惯,也就自己过瘾了。我问他你爸爸过去在大陆是否做大官?他说是呀,可惜到了台湾,吃不开了,只做个立法委员。我说原来如此!"王爸爸"叫王述先,真是妙人!他自官场上退下来,可是官瘾未退,没了衙门,以家做衙门;没了属下、以儿子做属下,于是从缴学费、缴电费、缴水费、到买电影票、买卫生纸、买花生米,都无一不可大批特批一阵,以过于痛。国民党沦落到台湾做政治穷措大,但还是"孔乙己"派的,"王爸爸"只是其中小焉者也。"王爸爸"的积习难改,不是他个人的事,这种"报告狂",其实师承有自,来自蒋介石。国民党出版的《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》一书,是一部马屁大全。其中最全的,是张群的一篇《我们对于总统言行的体认》。这篇文章集合了"总统府"的大小文学恃从之臣们的马屁,每人拍一段。在第八节"总统之严肃家风"项下,有蒋孝杰署名的一段:"总统在家中,不论对人对事,都非常认真严肃,大公无私,即如蒋部长经国、蒋校长纬国欲晋见时,亦必须先行报告,获得允许,方可进去。"可见"报告狂"之祖,乃"王爸爸"的主子蒋介石也。

  九、历史系高我一班的马宏祥,我们叫他"老马",他是我好朋友。有一天陈彦增和我,同他在学校前面打弹子,他把我们打败。我们先走了,时己深夜,我们藏在校钟下的矮丛里,决心在老马归途,吓他一下。不久老马低吟而回。陈彦增和我,双双以外衣蒙头,边跳边叫而出。老马大叫一声:

  "是鬼啊!"这时我们己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

  十、大二时候,我选了姚从吾老师的"辽金元史"。此公挺着一个大肚皮,讲课时最喜欢用手去揉搓,满头白发,造型厚实朴拙,他一大把年纪,却对我们满口自称"兄弟"。第一堂课下来,班上女生众口纷纷,笑谓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?他那么老,被他称"兄弟",多倒霉呀!

  十一、姚从吾老师有满口乱牙,我从没见过一个人有那样乱的牙。他的牙,每颗都很大,并且N多,我始终怀疑他不是"重瞳"而是"重牙",牙齿比一般人要多。当然我这样说,毫无根据,但从亚里士多德把他老婆的牙齿数目搞错一点上看,这种牙多之感,可见也不椎我独有也!

  十二、姚从吾老师长得一副中原者农相,这副相其实救了他。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,共产党打开封,他在乱军之中,能够逃出,吉人农夫相之故也!吴相湘老师在《姚从吾师尽瘁史学》中回忆,说姚老师当时"化装为一老农"得以逃出,我看了,一直暗笑。-姚者造型原装即一老农,又何须化装啊!

  十三:姚从吾老师学名姚士鳌,从德国留学回来,做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。他虽喝过洋墨水,但是出身河南襄城,人还是土土的。学生们乃把"姚士鳌"戏呼为"姚土鳖",深为他所忌,乃用姚从吾之名代之。有一次同我两人照相,洗好后,我送他一张,背面题"士鳌老师惠存"等字样。后来一个偶然机会,又看到这张照片,背后"士鳌"两字已被他偷偷涂去,自改为"从吾"矣!

  十四、姚从吾老师待子甚严,他的儿子姚大湘,在台大地质系念书,在校园远远的看到老子走来,必绕道而过。四十年后,我在东吴大学教书时,姚大湘还来听过两堂课,送我一本《姚从吾先生纪念集》,深情可感。

  十五、方豪老师教我"宋史",他是神父,我们偷叫他"洋和尚":他告诉我,他学做神父,可管得严,教会不准他们念英文,他的英文是偷偷在厕所里学的。我说:"你们神父在厕所里学的东西可大多了!"

  十六、美同宾州爱丁堡大学李绍崑教授写了一封信给我,并附寄他的《哲学·心理·教育》一书。书中有"悼方豪神父"一一文,提到读了我的"方神父的惊人秘密"后,"感慨殊多"。乃"匆草此文,非但痛吊老友,亦所以为我们本家续貂也"。李教授"续貂"文中透露,显然方豪虽为神父,但是家有"表妹"和"外甥"同居,不无蹊跷。其实,从天主教历史来看,这一蹊跷,又有何难解?英文中有nephew一字,梁实秋《远东英汉大辞典》解做"侄儿;外甥"。这是不够的。

  《韦氏字典》对这字有另一解释是anillegitimatesonofanecclesiastic,中文意思,正是"神职中人的私生子"。可见神父家有"表妹"与"外甥",实在由来己久,且有英文专字彰其德,神父固多兼任表哥、舅舅耳,李教授何必大惊小怪哉!

  十六、外文系洋神父傅良圃(FredericJosephFoleyS.J)教授,人呼以FatherFoley,大秃头,为人风趣。有一次在台大草坪上聊天,他指着他生殖器做鬼脸,说:"useless"(没用了的)。盖神父理论上不能用于女人,只能用于小便也。

  十八、在北京念初一时,买了一本李玄伯的《中国古代社会新研》,喜欢该书见解奇特,不料七年以后,我竟上了这书作者的课。李玄伯即李宗侗,这位老师,待人彬彬有礼,他有自备三轮车,在路上碰到我,一定请我上车,送我一程。我后来在文星,还为他出过书。

  十九、教西洋史的刘崇鋐老师是系主任,为人甚笨,上课时讲得头绪混乱,但这种混乱,还是头天晚上开夜车准备的。我出售家藏影印百袖宋本《资治通鉴》时,他用毛笔写信给我,者辈风范,展现无遗。

  二十、夏德仪老师教"中国通史",冬天一袭长袍,但夏天不穿。他看到我夏天还穿,对我说:"你比我还顽固。"此老高寿,移民美国后,还夸李敖文章不绝。

  二十一、劳干老师教"秦汉史",上课时片纸不带,随口说出,其功力真不简单。后来我在文星,他有信来,我还为他出了书。

  二十二、吴相湘老师是最能启迪学生、帮助学生的,他对我施教四十多年,至今未断。一九八七年,他七十五岁时从美国写信来,赞美我写的《孙中山研究》,并说:"兄于是书对湘时有念旧情殷文字,尤使湘感动。回忆三十年前往事,真当时意气论交人。"两人师生之情,于斯可见。

  二十二、吴俊才老师教我"近代印度史",他要同学缴笔记,我从来不记笔记,实在缴不出来。我花了几个小时,写了三十五张卡片,敷衍上去,且在前两张极力攻击记笔记。我说:"大学为自由研究学术之地,研究之方法亦各自由。""累犊连篇千册一律之笔记实非必要。大学生之治学方法贵乎参考众书独立治学,不当株守笔记以应考试及先生审阅也!"吴俊才老师是有眼光的人,他居然在班上不夸奖别的抄笔记的同学,而大大称赞我一阵!

  二十三、历史系有西洋史教授,叫张贵永,道貌岸然,待人甚吝,有一大家中下女事情做完,要提前一刻钟下班,不料他却站起来,脱下衬衫,说:"你还可以洗一件衬衫。"

  二十四、另一教西洋史教授,叫杨绍震,学问极差,却又喜装腔作势、做洋绅士状。上他"西洋通史"课时,我常用假史料作弄他,他佯做知道,其实一无所知、也不可能有所知,因为从来没有那种史料。后来此人到东海大学去了,为了多赚一点钱,曾向校方哭诉,请求多发他津贴云,传为笑柄。

  二十五、历史系有一极顽固老教授,叫徐子明,痛恨胡适。他演讲时到处说:"我当年亲眼看见胡适一手把毛泽东提拔起来!"说时还用右手拇指食指交接,手心向下,手背向上一提,做提拔状。因为痛恨胡适,连带痛恨白话文,他说白话文是狗叫文。姚从吾问他:"既然白话文是狗叫文,你为什么口中讲白话?"他忿然答曰:"我跟狗说话,不能不狗叫!"

  当时胡适系的学阀们整他,把他开的选修课,故意排在其他必修课同一时间,以达到没学生选他的课的效果,让他自行了断。可是汪荣祖一个人跑去选了他的课,他虽只教一个学生,但夷然自得,气派不衰。他骂人,把"他妈的"发音成"塔马滴",口音使然也。

  二十六、徐子明自称做过文学院长沈刚伯的义父,真相不详,沈刚伯教"英国史",但我没选过他的课。我在文星时强力批评过他,说他太懒等等。后来在胡之伟(胡志伟)、赵万年的婚礼上,他还向我打趣,说:"我这文流氓斗不过你这武流氓。"

  二十七、教"中国近代史"的李定一,我没选过他的课,他是书呆子,上课时说他一生只知道一位电影明星,名字叫做"玛丽梦莲露"(MarilynMonroe,译名应为"玛丽莲·梦露")!其实这种有趣的孤陋寡闻也不止李定一,胡适亦然,胡适知道远在天边千万人所不知的神会和尚,却不知道近在眼前千万人皆知的大明星玛丽莲·梦露,引得人们大笑。

  二十八、黄祝贵老师教国际现势一般科目,以两手空空、口若悬河方式上课,足见其博闻强记。他跟我谈得来,曾到我宿舍看我,并签名送我书。不料三十年后,跟我同届的李远哲在一九九一年教师节致词时,特别向黄祝贵老师表示敬意,并感性他说:"在台大,经过三十多年仍能留下这么深刻印象的老师还不大多。"我猜李远哲这次莫名其妙的、生硬而唐突表态,似与我揭发他对恩师王企祥负义行径有关——他抓个毫不相干的黄祝贵来垫底,以洗刷他不是不尊师重道的。

  我想黄祝贵对这突如其来的感性戏,一定一头雾水也。

  二十九、我在大学从不作弊(但为了抗议军训课,考军训时,大家交头接耳过),因为我不屑作弊,我也不需要好成绩,我觉得做一个真的我,比有一些假成绩重要得多。有的同学成绩不错,但因作弊,成绩更好了,丘宏达诸位是也。

  台大同学中,有两位死去的,一位是历史系的华昌平,在历史系他班次低于我,却常来与我谈大间题。后来他无法解脱,跳海自杀了。-他是海军游泳选手出身,居然要把自己淹死,求去决心,亦云壮烈。另一位是医学院的王尚义,他在台大学医七年,但毕业之日,即是死亡之期。他得肝癌临死时候,我在他身旁,美国女传教士也在旁劝他重信那稣,他点头同意。在他生前,我是一位跟他并不"投机"的朋友,我并不喜欢他。我觉得他不成熟,多其不应多之愁、感其不必感之感。他没有定见和深度,今天信那稣,明天拜居士,后天又躺在床上,为大落的自我而哀鸣,死前又重信那稣。我对他的总括印象是他大浮动,甚至大好虚荣。当然他的兴趣很广,人又聪明,多才多艺,自然可交到一大堆跟他同一气质但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做朋友,自然也可投合一"般跟他同一气质却远不如他的浑小子们,使他们成为他的"忠实读者",这种"忠实读者",在尚义早夭以后,更对他油然而起了一种悲剧意味,这也是他的"遗著"比他的"生前作品"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。王尚义去世后,我受他妹妹王尚勤之托,帮了一点忙。那次经验,使我恍然大悟"自命为尚义的好朋友们"到底是一副什么样子?这票人以"尚德"自勉,其实最先失态;以"耐冬"自期,其实最早凋零。王尚义死后,这票人没有一个成材的,这也证实了一代青年中,真正出现高明光大的伟大人物是多么不容易,伟大人物是不世出的,而我恐怕是历久弥新的惟一一位。台大有史以来,从未能出现像李敖这样伟大的人物,就好像普林斯顿有史以来从未出现像费滋杰罗那样伟大人物一样。台大、普大可以人才毕出,但论伟大,却只有一人而已。一九八三年六月,木令耆在海外发表《王尚义与李敖——个6时代的两种表现》,文章中说王尚义和李敖他们有"脱离了母系环境,少年被移植后的失落惆怅"的处境,是真的;说"正当他们开始有些对人生认识的知悟,正当他们想迎风而飘,随着祖国历史的潮流向前迈去,他们被父母带去到一个陌生的小岛,他们与祖国正动荡着的新时代隔绝了。从此他们受到拘束,身心受到压制,如同正向蓝天方向上长的幼树,忽然被放在木匣子内,既看不见天日,也无伸展之地",也是真的。木令耆分析王尚义和李敖"一个时代的两种表现",在李敖是"硬性人物"、王尚义是"软性人物"的主线上,也分析得很不错。不过木令耆在行文中有一个大错误,说李敖"不做伪君子,宁做真小人"等话,显然是误读了我的文章了。我在《十三年和十三月》原文中,是这样说的:

  我最讨厌装模作样,如果在"伪君子"和"真小人"之间必须选择一个,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。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"一马当先"——当先去做"坏人"。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。我父亲死后,按照传统,要烧纸、诵经、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,可是我不肯这样为"吊者大悦"去做"伪君子",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,可是我不在乎-我是"真小人"!

  我这里明明愤世的指出:"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的条件下要我选,我才"宁做真小人",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做"真小人"为职志。木令耆说我"不顾自己的尊严,牺牲君子尊严,披上殉道的斗篷"等话,倒是实情。我写《论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》一文,就特别点破这点。多少年来,在国民党堵塞每一种渠道的暴政下,大丈夫"没有正常的用武之地",要想出头,难免要有一些世俗眼中的"花招"、个性、新闻性,但这些招数使出来,你就不可能有"正人君子"的"清望"形象了。施性忠明明是大丈夫,但他"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"下来,却被部分浅人以丑角、以卓别林视之,视正常为反常,这种代价,是我们志士仁人不得不付出的。木令耆说李敖"他身经百战之后,依然凛凛抖发英姿",正因为我们有"不顾自己的尊严,牺牲君子尊严,披上殉道的斗篷"的气魄,我们才能一战再战、拆穿伪君子啊!木令耆说:"李敖的成功,是他有脱离悲剧的能力。他能转悲为喜,他成为一个喜剧人物,而不是小喜剧,是莎士比亚的大型喜剧人物。""王尚义呢?他是希腊古典悲剧人物。"

  "这两人处在同一个时代,一个灭亡,一个出头。"是真的。王尚义的悲剧,乃在他根本就是一个"软性人物"、一个弱者。

  但我永远不明白,这么善良、这么有才华的青年人,为什么不把自己打造成男子汉,而要变嗓成娘娘腔,最后肝癌上身、憔悴以死?为什么死的不是敌人,而是我们?为什么"软性"的不是敌人,而是我们?王尚义全错了,他在"一个时代"里,完全做错了表现。-在"一个时代"里,只该有一种表现,那就是战斗的表现、男子汉的表现、把敌人打得哇哇叫的表现。可惜王尚义不懂这些。从这些阳刚的角度看,王尚义的早夭,无宁对他是好的,否则他活得愈久,就愈可能沦为"男琼瑶",这样多要命!王尚义死后多年,我感而有诗如下:

  又信基督又信佛,口似黄连心似婆,自古失败在尝试,可知传法有果陀?

  自信颇能道出王尚义的悲剧所在。王尚义虽然多愁善感,但笑起来,却也爽朗得很,毫无保留。不过我有一次看到他的笑中带苦。一天我们两人在杭州南路午饭,店中收音机播出新上市的歌曲《小桃红》,歌声中"叫一声小桃红……就使我想起从前"几句,回肠荡气,哀婉动听,王尚义若有所思,一再为之击节,没过几天,就传出他得了肝癌,不久就死了。

  台大同学中,有一人值得特别一提,就是施启扬。施启扬是我台中一中高一同班,到台大后,来往不断,相处甚得,甚至一起伪造文书,帮盂大中逃避兵役呢。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是《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》,写作过程中,因为牵涉到中国法制史,特别到法学院找材料。施启扬陪我,拜访了戴炎辉教授。后来我发现原来戴炎辉的著作,多是抄袭日本学者仁井田升的,特别告诉了施启扬,他大吃一惊。那时他也研究中国法制史,可是法学院的仁井田升及其他有关法制史的著作,都被戴炎辉借走,别人都无法看到,他乃向我借去不少。施启扬在一九五八年毕业于台大法律系法学组,并以第一名考入台大法律研究所,同年十月又考上高考状元。论者以为施启扬一定非常用功,其实不然。事实上,他是一个考试匠。他所知不多,但有本领在考场一小时内,用他清楚端秀的写字,把所知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因此在"考工记"上,占了大便宜。他平时在宿舍不是最用功的,玩牌时间很多。他的天资也不高,悟性尤差。有一天在我宿舍,和孟大中等看漫画,别人一看就笑了,他却看不懂。一九六一年年底,我在文星开始兴风作浪。后来施启扬退伍,时相过从,他的法制史研究几乎全靠我提供资料。他出国后,为《文星》写过一篇稿子——《从歌德学院到海德堡大学》。并写信来,提到德国学生为争言论自由举行示威,他"也跑去凑热闹"之事,可以看出施启扬的热情一面。在他留学期间,发生了彭明敏、谢聪敏、魏廷朝被捕案,这案当事人是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,听说他曾写信回来向台湾当局抗议。五年以后他回台,与我来往较多。到了第二年,一九六八年,他跟国民党当局的情况开始变化,他做了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,兼任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。这年五月十三日,他打电话告诉我,说看到四月二十三日的香港《大公报》,有张其义写的专栏文字,标题是《台湾的"文星集团"事件》,可看出中共方面如何看文星被封,请我注意。这时他日渐"归正",我则性文星已垮,处境日恶。这年十月二十八日,他和李钟桂在台北中山堂光复厅结婚,由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吴俊才证婚,在所有他的外省同学中,只请了我一人。施启扬结婚后,夫妻两人,相激相荡,求仕之心愈浓、物欲也愈强。有一次我卖了一套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给国际关系研究所,他居然从中要了我的红包!那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六日,红包是当时价值新台市两千八百元的《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》(The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),虹桥书店翻印的,原版要当时美金五百四十元。为了使《古今图书集成》顺利卖成,我送他了,但是心里一直觉得不是味道。因为书是我直接写信给吴俊才老师卖成的,施启扬实在没有拦腰打劫的道理。我回想起他回台时一直表示羡慕我有小汽车的事,我想这位老朋友一定穷疯了。有一次,有外国友人向我要台湾钳制言论自由的法令,为了使译名准确的出自法律行家之手,我到施启扬家,请他代译成英文。他犹豫了一阵,慢慢翻译出来。为了使他安心,我机警的当场照他的译稿抄了一份,不带他的笔迹出门。不料到了门口,他忽然冒出了一句话,他说:"李敖兄啊,也该为政府留点余地啊!"我听了,大吃一惊,我所认识的施启扬怎么说出这种话!我心里想,这位者兄大概跟国民党搭线搭得有眉目了。我很不高兴,义形于色,说:"启扬啊,这样的政府,它给我这种人留了什么余地呢?,,从此以后,我就没再见过他了。后来在我坐牢五年八个月期间,施启扬已全面国民党走狗化,官愈做愈大。一九八一年八月十日,我第二次政治犯人狱半年,这案子表面上是萧孟能告我,骨子里却是王升等政治力量介入整我。我出狱后当天,即揭发狱政黑暗,终于促使了李元簇的下台,阴错阳差的,施启扬反倒成了受益人一一升任法务部长。施启扬的升任部长,基本原因,是他深知为官之道,为人全无锋芒与野心,又具有"崔苔蔷"(吹牛、台湾人、青年人)的条件,且是外省人的女婿、德国的博士,自是国民党提拔的最佳样板。事实上,他的本质是十足的官僚,胆小怕事,但求做官,其他推托。他在法务部长任内,我写过几封信指责司法与狱政黑暗,不但寄给他,并且一一公开发表。他除了请老同学程国强回我一次电话外,一直龟缩不理。这时候的施启扬,早已不是当年的施启扬了,他一心做官,眼里早已没有老同学了。在做官的热中下,他曲学阿世,一路朝所学和所用变成两截的绝路走去。为了取媚当道,今天他搞出刑法修正案来保护元首、明天宣称长期戒严合法来维系政权;今天重申此时此地不宜组党来一党专政、明天声言调查局绝不会监听立委电话来掩护"锦衣卫";今天表示台湾没有政治犯来歪曲事实、明天又大兴土木盖新监所来躁蹭人权……这样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为了做官,自我作践,真太令人寒心了。回想施启扬当年,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《自由中国》半月刊的时候,他也匿名"扬正民",写《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》,投稿给《自由中国》,并偷偷去造访雷震,可见当年的施启扬,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。但是曾几何时,人就变了,变成了官场中人,丑陋不堪了。这是什么缘故呢?多年以前,有一次施启扬跟我聊天,谈到老学弟朱石炎。他说:"朱石炎是司法界一个很正直的人,是不肯同流合污的,但是如果你把为了国家等大帽子来说动他,他也会糊里糊涂一起做同流合污的事。"如今施启扬变了,但他的本质又不是什么坏人,难道这种变化,是被国民党套上"为了国家"等大帽子吗?我但愿如此。

  台大外系老师中,有一入值得特别一提,就是台静农。我在历史系的时候,他是中文系主任,他没教过我,但在我穷困时,一九五七年出售家藏书版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昭明文选》、《三迁志》等书,他曾帮过我大忙,到我宿舍来看我,我一直感念他。一九六三年我在《文星》写文章攻击台大文学院,也攻击到中文系,我本以为中文系的腐化,乃是台静农被"挟持"、不能脱身的结果,后来想起,这是我淆于感情所做的错误判断。其实,腐化的真正原因,台静农就是祸首。此公青年时代,跟鲁迅搞未名社,倡新文学、坐;日监狱,不无知识分子的伟大怀抱与气概。可是到台湾后,四十多年下来,他表现的,是逃避现实,整天教书以外,搞的是饮酒、刻印、写毛笔字。他的学术著作,极为可怜,只有一本《静农论文集》而已,还是八十岁时台大中文系为他印的,问他为什么如此疏于出版论著,他的答复竟是:"我不在乎。"我把这本论文集统计了一下,发现全书四百七十五页、写作时间长达五十五年、篇数只有二十五篇、每年写八页半、每天写0·0二三页。每页八百四十字,即每天写十九个字。统计之下,原来台静农每天只写十九个字,便成了大学者!自大陆而渡海,可以在这岛上风光通吃四十多年,这不是笑谭吗?四十多年光凭诗酒毛笔字自娱(实乃自"误"),就可变为清流、变为贤者、变为学人、变为知识分子的典范,受人尊敬,这个岛知识分子标准的乱来,由此可见活证。如果台静农志在逃世,也要逃得像个样子,但他在一九八四年与梁实秋同上台受国民党颁"国家文艺奖特别贡献奖";一九八五年又与日本人字野精一同上台受国民党颁"行政院文化奖"……老而贪鄙,无聊一至于斯。至于用毛笔字"恭录总统蒋公"言论,更是无耻之极了。杨牧等糊涂人,在报上推崇他"有知识分子的耿直与狷介",哪有"耿直与狷介"的人拍蒋介石马屁的?

  林文月在报上回忆台大中文系自台静农以下交谊活动,全篇都是滥情之作。其实台大中文系教授都是一堆酸文人,学阀中之酸者也!当年这群教授意淫美人儿林文月,颇有争风吃醋味道。除林文月外,亦惟女弟子是尚。一九六一年度中文系五名助教清一色是女生,可以概见。经我写文章揭发,才有男生当助教。林文月风华绝代,当年以台大校花闻,二十多年后,在一喜宴上与她同桌,胡茵梦在旁,大胡茵梦二十多岁的校花,为之失色。如今十八年下来,胡茵梦也风华不再,前后美人儿,都以"终老"下场,亦可哀也。

  我离台大多年后,陈依玫访问我,我对她说:"陆游的诗说:欲求灵药换凡骨,先挽天河洗俗情。我在整个大学时代,都在努力又洗又换,我做得永远使我不满意。你问如果我现在是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,不知将如何安排这四年。我想,如果时光倒流,我大可不必在大学过这四年,我觉得从大学中换凡骨、洗俗情反倒过慢,慢得使自己不满意,感到浪费过多,大学中除非有启发性的师友,否则效果不如休学自修。但是启发性的师友太少了。我活到今天,从自己困学得来的自修成绩,远超过师友的切磋之益。沙特不同人论学,只是自己做学问,他的学问已经无须外求,我也是如此。我在大学四年中,好像师友跟我,变成只是情感上的交流,而非知识上的共进。我念书,我做学问,都是单干户,和他们不相干,我的一切几乎都来自书本,而不是来自师友的启发。""假设我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,如何安排这四年,不如假设我魂归那五十年代的大学生,如何挖掉那四年!

  真的,我真的不想回到那段大学生活,如果我重活一次,我对我全部的学生时代,都愿意挖去,我并不留恋。我觉得学校是一个断丧性灵的地方,对愈有天才的人,断丧得愈厉害。

  萧伯纳说他不愿再假设回到学校重温学生生活,就好像囚犯不愿再假设回到监狱重温坐牢生活一样。对我来说,几乎也是如此。"

  历史系四年中,跟我关系最深的女朋友是"罗"。在那种时代,恋爱环境颇为艰苦,连到旅馆开房间都要被警察查,可见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扰民。袁方《记者生涯》书中记有蒋介石都关注到基隆男女教员开房间的事,可见此风之渐,原自上起。后来我和庄因等合祖了一间小房,有时和"罗"两人在一起,并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五日这天"情归不处"(我不再是处男,她也不再是处女了)。当时我二十一岁,正在历史系念二年级。在那个年代台北有公共浴池,内有房间,似乎未闻警察去查,我们提心吊胆的去过一次,性交、戏水,洗得好痛快。我和"罗"的恋爱,遭到她家人的激烈反对,她母亲罗老太太甚至到了一面用筷子杵着碗里的元宵,一面歇斯底里叫着"李敖,李敖早死!李敖短命"的程度,这种虔诚的基督教徒的水准,我至今犹有余憾。在"罗"离去以后,我花了半年时间用日记勉励我自己,但是,过多的日记其实活像理学家与宗教家们的内省功夫,这种功夫一个人做尚可,可是一与人接触,便败相毕露、犯错累累,晚上在日记上自责,第二天一出了门,又复失控。如此周而复始,实在无效而且累人,因此,我就决定停写了。这次记日记的经验,使我此生很少做长篇的自省式的日记。我认为二省吾身也好、五省吾身也罢,都要有临场的可行性才算,而自省式的日记一如军校练兵,上了战场能否打胜仗,还要看实际才行。

  我在台大送报期间,每大骑脚踏车到馆前路,以现金批报,然后转回来。有一大路过博爱路,在照相馆的橱窗里,看到"檀岛水仙花后"吴兆云的照片,很为照片着迷,前后去看过好多次。后来发现我年纪愈大,愈有这种轻微的"画像恋"(iconolagnia)的倾向,喜欢看我所选出的美女图片,尤其裸体的,只是我选出的标准极严、极为挑剔,所以虽搜集了大量照片,可是看中的却千百不得一。"文星"后期,林海音到我家来,听说我雅好此道,送了几张她眼中的美女图片,她一走,我就给撕了丢到垃圾堆去了,原因无他,审美标准不同故也。照英国埃利斯(HavelockEllis)《性心理学》(Psychologyofsex)的说法,"画像恋"的大类是"性景恋"optophilia或mixoscopia),就是喜欢窥探性的情景、看黄色书看、看春宫画、小电影之类,我亦顾而乐之。一般普通的表现是搜集明星照片、海报,或到电影院看莱奥纳多,所以此道人人都难免,只是程度深浅标准高下而已。除了"画像恋"的癖好外,我在台大,有一次经过延平北路,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里,看了一个舶来品的塑料材料(?)的模特儿,造型、表情、姿势、身材,皆属极品,我看呆了,后来又去过几次,留连不已。台湾一般百货公司或服装店所有的模特儿都是本土制的,都土头土脑,不好看,可是当年延平北路那一个模特儿却完全不同,我怀疑我又叫能有轻微的"雕像恋"(pygmalionism)的倾向,可惜我不是艺术家,否则我也许会像那位古希腊雕塑家一样,迷恋上自己创造出来的美女呢。古书《闻奇录》记唐朝进士赵颜有"画像恋",对一画中美女神往不止,画工说:"余神画也,以亦有名,曰真真,呼其名百日,昼夜不歇,即必应之。"赵颜遂叫"真真"叫了一百天,画中人真活起来了,这是"画像恋"转出的白日梦,我无此福气也。古书《王子年抬遗记》记刘备有"雕像恋",他的甘皇后十八岁,漂亮无比,但刘备和她做爱时,却要旁边一个高三尺的玉雕美人陪着,刘备"昼则讲说军谋,夕则拥后而玩玉人",可见刘备是"雕像恋"同志也。

  如此这般的"雕像恋"后四十年,我在东森电视台做"李敖黑白讲"节目,访问了"情趣商店",老板拿出"吹气娃娃"展示,并说如果有资本支援,他们可做出与真人一样的硅胶美女,长相、身材、尺寸等等都可任君选择。我在电视节目中特别提到古书《中西纪事》的记录,这书记清朝人看到洋人能"刻物为裸妇人,肌肤骸骨,耳目齿舌阴窍,无一不具。初折叠如衣服,以气吹之,则柔软温暖如美人,可拥以交接,如入道。其巧而丧心如此"。我说这一有趣的见闻,可见清朝时代就有这种可以跟"它"性交的"吹气娃娃"了,今天"吹气娃娃"的最大缺点是不迫真、不好用、不舒服,如果现代科技可以完全做出和真人一样逼真、好用、舒服的硅胶美人出来,不但身上有声光化电配备,且具松紧、润滑、颤动、吐纳效果,一应俱全。或燕瘦、或环肥、或海伦、或玛丹娜……任君择之,并可照你提供的照片订做一个,这岂不比真人更少麻烦?陈水扁若开一"台北市硅胶美人妓女户",岂不比真妓女更经济、卫生、安全、人道?并且永远不会抗议呢。以上意见,我从不认为是开玩笑或狂想曲,而是我很认真的建议,当然,为了不歧视女性,"硅胶裸男"亦照样可大量制造,只要别像李敖就好啦。我在电视节目中展示情趣商店做的dildo(即郭先生、角先生、假xx巴、人工xxxx),技术之高,已全然拟人化,并且比真人还理想呢。真人纵大淫棍,一连两次,也会"指头儿消乏";纵威而钢,一连两次也会,"哲人其萎",但"硅胶裸男"却用之则行、舍之则藏、阳道永壮、青春不老,岂不更理想中用?若说硅胶不是真人,和"它"性交会有心理障碍,此真浅人之论,人生真伪,只在幻想力丰不丰富、只在一念之转。若说面对真人才有情调,也是胡说。妓院中有妓女一边接客一边同隔壁也在接客的妓女聊天之事,也有大喊"卡经!卡经!"(闽南话"快!快!")者,是真人又怎样,又何情调之有?结论是恋真人固是人之大欲,但"硅胶雕像恋,,在现代科技效果下,虚拟幻境、上情下达,亦足多者。这种发现与真话,只有李敖说得出来并说得头头是道、有益众生。"画像恋"万岁!"雕像恋"万岁!"硅胶雕像恋"更万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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